十年倒退，十年争论，十年转型，十年大发展
十年倒退，十年争论，十年转型，十年大发展作者：张世煌
摘要：我国玉米育种研究在李竞雄那个时代创造了40年辉煌，随后进入令人遗憾的10年倒退和10年争论，现在是充满挑战的10年转型期；今天的转型将为迎来10年大发展时期奠定基础。
一、四十年辉煌
在李竞雄那个时代（特指20世纪50至80年代），我国玉米育种的水平比美国低很多，但有李先生作领路人，全国各地的育种方向就不会错。在李先生那个时代，尽管起点低，我国玉米育种的整体水平却提高得很快。那是艰苦创业和奋发进取的年代！在李竞雄院士带领下，我国玉米育种者经过艰苦努力，曾经把与美国的技术差距从30多年缩小到10-15年，那是值得一代人骄傲的辉煌时期。
二、十年倒退
在1980年代末期，我国玉米育种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一些倒退苗头，当时骨干品种中单2号和黄417的产量水平难以超越，于是一些地方的育种目标开始朝着高杆、大穗、晚熟和稀植的方向走偏，在实验田里制造高产现象。在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潜在危险降临的时候，李先生已经敏锐地察觉倒退苗头，并在1990年3月5日南京举行的全国植物遗传理论与应用研讨会上呼吁纠正高杆、大穗、稀植的育种目标，首次提出密植育种的概念。但李先生没来得及深入扭转育种方向，在1993年3月因病入院治疗，不能视事，从此中国玉米育种进入十年倒退期。曾经被压抑的错误方向猛烈反弹，并在1997年承德会议上达到其喧嚣的顶峰。
李先生于1997年7月逝世，一个月以后，一伙人即召开承德会议，从此中国玉米育种进入一个加速浮躁的时代，背离了李先生奠定的技术路线和指引的正确方向，玉米育种的方向和目标失去控制。也恰恰就在这十年，中国玉米生产的产量增益开始下滑，从李先生那个时代每年126公斤/公顷锐减到每年40公斤/公顷以下。这个下滑趋势一直延续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扭转。
按说技术上十年倒退和后来十年争论期的一些政策措施对玉米育种非常有利。科技体制改革和中国加入UPOV都有利于科技人员以育种成果从市场获取额外收入。但在后李竞雄时代，育种者陷入浮躁氛围而失去理智，以至育种方向、目标和技术路线像脱缰的野马越走越偏。十年倒退就是这么来的。回过头去看，不服气不行。李竞雄是真正的旗手，他指引的方向就没出过错。李先生去世后，中国玉米界陷入迷茫和混乱。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2002年，孙世贤组织南京会议，我对高杆大穗晚熟和稀植的育种方向提出质疑，当时产生的震动不算大。随后孙世贤组织玉米品种管理人员去美国考察，回来后思想认识变化很大。到2003年12月昆明会议，柏大鹏、孙世贤和我不约而同地否定了高杆大穗晚熟和稀植的育种方向。我们没有任何沟通，只是到了会上，三人讲话的口径恰好一致。于是产生很大震动。其实，我们只是讲出了大家心里都渴望释疑的真话而已。
那次会议所产生的震动有助于玉米育种人员解放思想，走出阴影，但由于利益冲突和理论缺失，当时没能终止育种方向的倒退趋势，混乱的技术路线也很难予以扭转。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僵持与争论以后，商业育种的基本原理才被广泛接受和付诸实践。在这过程里，先玉335趁虚而入，以其辉煌业绩和理念冲突为扭转育种方向做了最有说服力的注脚。总体上来说，那是双重利益集团主导的令人痛惜的十年。
三、十年争论（僵持阶段）
八十至九十年代，我国大量引进外来种质，但遇到混乱的杂种优势群和杂种优势模式这个拦路虎。按照当时流行的复杂观点，很难把外来种质融入本地适应种质。所以，我们不得不研究简化杂种优势群。就这么点事，反对的声音铺天盖地；多数反对者，只是不明白其中隐含的理论，这需要一个认识过程，而个别人是凭借优势地位而故意反对。学术之争掩盖着利益诉求。这对基层的育种实践产生误导。但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很关键，一旦突破，育种的理论和技术就都迎刃而解了。
枯燥的争论很烦人。但我们判断，抓住种质就抓住了机遇，抓住种质就扭转了全国的育种方向。实践证明这个判断符合当时（10至20年前）中国玉米育种界的理论状况和实践方向。而忽视种质，就会被边缘化和陷入被动。即使在今天，依然是这个道理，公益性科研机构坚持种质扩增、改良与创新才能团结基层育种者和促进产业发展。但研究种质必须诚实、深入和一丝不苟，不可浮躁，更不能搞成欺骗。公益性科研机构研究种质是社会责任。在浮躁的科研管理体制下，社会责任被淡化，几乎没人愿意做公益性的种质研究。
九十年代以后，探讨两个杂种优势群的理论，产量与杂种优势的关系，一般配合力与特殊配合力的关系，育种目标与耕作制度，矮秆、早熟、耐密植和适应机械化的育种方向，基因型与环境互作和高密度育种策略等，逐渐形成商业育种的思想体系；一些人反对，据说这些理论来自美国，不适合中国。争论差不多延宕了十年之久。其实这些理论都是些浅显易懂和普适的基本道理，原本用不着争论。
十年倒退，紧接着十年争论，这期间中国玉米育种处于迷茫状态，育种的方向和技术路线继续倒退，加起来耽误了二十年。其实并没有深奥的理论障碍，任何人都不难理解，关键是利益拖累。十年争论耽误了很多时间，但总算有收获，玉米界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育种的理论、方向、技术路线和种质基础逐渐回归国际主流。从目前来看，至少争取了一点喘息时间，缓解了“灭顶之危”。但在我看来，这是浪费大好光阴令人惋惜的十年时期。
四、十年转型
十年倒退之后，经过十年争论完成了理论铺垫，现在进入十年转型期。玉米育种的理论误区已经荡涤清净，方向越来越明确，玉米商业育种的技术路线基本成形，今后不必再纠缠理论，即使过去反对的人，私下里也早就知道该怎么做。剩下的事情靠大家努力，国内育种界将呈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现在进入充满挑战和催人奋进的十年转型时期。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践理论，为2020年以后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产业基础。但十年转型期将充满风险和痛苦，我们能否扛住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尚属未知，再一个十年的跨越式发展完全取决于当前这十年的努力成果。
我国种子产业和商业育种技术领域有明显缺陷，但在某些环节科技和产业资源又严重过剩。各级政府对农业科技投入很大，设施、项目和人力资源相当丰富，但分散，低效，而对瓶颈环节却谁都不愿投入。生产和加工能力过剩将越来越严重，甚至拖垮某些企业。这是管理不善造成的，也包含来自利益集团的误导。国家制定种业发展规划须着眼于改革与创新，而不能迁就于少数强势集团，国家的种业发展规划必须协调与整合各路资源和调动各方积极性。如果做到这一点，我国作物育种研究还是有一些独特优势，在今后转型期，民族种业有可能抗衡跨国公司的挑战。这一切取决于管理部门的态度和决心。
在产业政策尚不明朗，科技管理体制和种业相关政策尚待改革的大环境下，应鼓励基层科研单位和民间育种者，朝着基础种子公司的方向发展，满足国内种业的技术需求。国家科研机构应从技术、种质、信息和人才培训等方面支持基层科研单位转型和民间育种者的创新努力。
从技术上来说，当前要抓两件事。第一是改造育种材料，即种质扩增、改良与创新，第二是提升密度。
十年转型的难点在改造种质基础。不是要狗熊掰棒子，而是丢弃那些难以改造的高杆大穗晚熟和稀植的高风险型种质。这些种质在中国大规模延续了二十年之久本身就是对育种理论的扭曲。并不是那些材料无法闭门改良，而是我们已经没有充裕的时间应对外部竞争，只好用欧美先进的商业种质改良国内优良自交系，效率会高一些。同样，紧凑型也需要深度改良，或许还有回旋余地，黄淮海地区的育种者不要错过机会。中国玉米育种者对种质基础很茫然，由于长期与国际社会隔绝，至今缺乏深入了解。专家和教授们有责任搜集和提供信息，帮助基层育种者认识和改良玉米的种质基础。这是一个难点。
十年转型的关键在于提高品种的抗逆性。这是容易操作，却又是大家轻易不敢涉足的技术领域。这暴露出中国高等教育和理论研究的缺陷。所谓提升密度，是通过增加育种圃的种植密度，识别遗传方差和加大对基因型的选择压力。选系早代要高密度，筛选杂交组合也要增加密度。现在，大家已经普遍接受高密度育种原理，只是态度不坚决，原因是理论上还不很清楚。我们已经没有回旋余地，在育种方向和种质转型阶段，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行高密度育种策略。这是美国先锋公司70年代的技术，我们要学习和加快推广现代育种技术。本质上，这是个竞争力问题，不是小事情。
在十年转型期，我们必须抓好这两件事，目的是为2020年以后的大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也就是说，要做好心理准备，一直奋斗到2030年前后，我们的企业才有可能扭转十年倒退和十年争论所遗留下的被动局面，进入良性发展时期。
对全国来说是抓好两件事，但对一些基础较好，种质和技术积累较丰富，正在提高育种圃试验密度的企业和科研单位来说，还有必要抓好第三件事，即建设新品种测试网和信息平台。一些企业已经按照新思路培育自交系和杂交组合，现在需要贯彻高密度筛选策略，建立多年多点试验，利用G×E效应筛选优良基因型。这显然要把前面两件事做好，才有必要建立大规模的新品种测试网。
有人建议这三件事齐头并进，但就全国来说，当前应强调高密度育种策略。所谓转型是在10年倒退加10年徘徊的基础上重新向合理方向回归，必须经过高密度育种这个过程，而不可犹豫。跨国公司经过几十年发展历程，技术和种质积累相当丰富，他们在中国是从高处向低处流动技术，而中国育种者不但缺乏积累，还处于向上攀登的艰难过程；个别外企曾经对我们威胁甚巨，现在却表现出保守性。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我们是要缩小差距，因而不可动摇自己的创新方向。
虽然中国玉米育种刚开始大规模转型，但已经取得可喜进步，一些民间育种者起步早，调整育种思路比较快，东北和黄淮海地区都出现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新杂交种。虽然个体育种队伍鱼龙混杂，但其中不乏有创新精神的优秀者，而个别科研单位包括中央单位或类似人员中竟出现剽窃育种现象。倒是一些基层育种者正在脱颖而出，备受瞩目。希望民间育种者埋头苦干，低调行事，坚持探索，从模仿走向创新。民间育种者朝基础种子公司的方向发展，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
五、十年大发展
经过十年倒退和十年争论与徘徊，现在基本扭转了玉米育种的创新方向和技术路线，为今后大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但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赢来中国种业技术值得期待的大发展时期。在此之前，我们将长期面对严峻的竞争压力。
跨国公司已经完成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接下来是发起攻势，在各个方向逐一突破，可能会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中国育种研发体系包括国家、省和地区三个层面，还有大中型企业和民间育种者。国家层面的研发系统效率低下，行动缓慢。中国一直理不顺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关系，而产业政策中又缺乏鼓励基础种子公司发展的制度安排，现在蓬勃发展的民间育种者却在填补这项空白。民间育种者是产业发展的需要，但这支队伍比较复杂，需要区别对待和适当扶持。
剽窃育种现象很复杂，可通过接受UPOV 1991版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自会引导育种者向着创新的方向转型，剽窃现象会逐渐消除。我见到几个成绩突出的民间育种者恰恰表现了较好的创新能力，但他们需要支持。这一段话不是袒护侵犯知识产权现象，而是建议通过修改法律法规的途径制止侵犯知识产权。退一步说，要严格执法，即使按照1978版本，也应该打击侵权行为，但由于利益纠葛，大学和科研单位也搅和近来，加剧了体制和技术混乱，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没有办法保护自主知识产权和优秀品牌。同时，从企业发展角度来说，有创新能力的民间育种者更受青睐，更有市场前途。对他们要鼓励和支持。
2020年以后，将是我国玉米育种技术和种业大发展时期，但这取决于育种者是否自觉地接受商业育种的理念，今后这几年是否大幅度调整育种方向、目标和技术路线，还取决于政府支持种质扩增、改良与创新，坚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同时修改种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排除干扰，促进种业发展。
如果管理部门态度坚决，政策明确，措施得力，在2020年至2030年，我国有可能在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上缩小与跨国公司的差距，出现真正的大企业，并有可能走向亚洲种业市场，而在国内市场则扛住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但这一切都是命悬一线，取决于政策，而技术是第二位的。
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基层育种人员已经明白，商业育种的原理就那么一点点，但来之不易，我们要按照这个方向坚定不移地实践和向前推进，那样，中国玉米育种还是有希望的。但同样实行商业育种，结局可能会很不一样，有的企业做得好些，有的育种者可能就不那么顺利，先起步者容易抓住机遇，后来者往往在竞争中就差一点点，但结局却很不一样。市场竞争要抢占先机。那要靠自己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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