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商业化育种能走多远？
中国式商业化育种能走多远？（记者对话）▲品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种业老板试图通过所谓“借腹产仔”或称“研发外包”方式，快速廉价地购买新组合或半成品。
▲如能通过审定程序，就标志“借腹产仔”成功了；未能通过审定的，那就算是“宫外孕”了！
▲关于商业化育种的讨论不是学术问题，更多是反映不同部门的利益诉求。
对话双方：
佟屏亚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
刘琴 《种子科技》记者
专家简介：佟屏亚，长期从事玉米科学研究和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主要科学著作有：《中国玉米种植区划》、《现代玉米生产》、《玉米生育和产量模型》、《吨粮田开发的理论与技术》、《中国玉米科技史》、《为杂交玉米做出贡献的人》、《农业·粮食·科技导向》等。1998年退休后介入农作物种业调研工作，著有《中国种业谁主沉浮》、《中国种业正步入历史拐点》、《中国种业六十年大事记（含要事评论）》以及《逆向思辨——点击中国农业科学》等。
记者：国务院在《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中，重点指出要“引导和积极推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促进种子企业逐步成为商业化育种的主体”。那么，什么是“商业化育种”？这一举措的提出，有着怎样的背景？
佟屏亚：“引导和积极推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促进种子企业逐步成为商业化育种的主体”，这是《规划》的纲，纲举，才能目张。坚定地推进和实现这项关键任务，发展现代种业才有可能步入坦途。
所谓“商业化育种”，是相对于今天以科研院所“课题组育种”而言的。商业化育种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培育的品种要求高产、稳产、优质、广适和抗逆，适于机械化作业。科研院所课题组育种是以品种审定、发表论文、申报职称为目的，在育种目标、育种战略、育种计划、育种资源、信息共享等方面各自为战，造成低水平重复和资源浪费。关于商业化育种的争论不是学术问题，更多是反映了科研体制存在的问题以及不同部门的利益诉求。
记者：你对商业化育种退出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建成科技创新的主体怎么评价。
佟屏亚：农作物育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由若干技术环节组成的系统产业链条，包括搜集种质资源、改良育种材料等，而新品种培育是最接近市场的下游环节。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玉米新品种培育过程一般需要7～8年或更长时间，再经过3～4年的区试和审定才能进入市场。新品种研制到推广的概率几乎是“万里挑一”，优秀品种更是“沙中淘金”。很多育种人员“终其一生、皓首白头”，培育出优秀品种却只是追逐的梦想。
我国从事玉米育种研究的人员超过5万人，过去60年审定玉米品种数千，而在生产中具有经济价值的不足百个，优秀品种更是凤毛麟角，当然不排除“机遇”的存在。经验育种确实存在成功的“偶然性”，如最出色的玉米杂交种农大108和郑单958，育种家在科研岗位许多年钻研不获，退休后锲而不舍坚持实践终获成功，说明实践和经验积累的重要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孕育的中国种业，从坐胎起就是个“畸形儿”，育、繁、推脱节，产业链割裂。90%以上的种质资源和育种人员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90%以上的科研经费投入到应用技术研究。种子公司只卖种子，不搞科研；科研单位只管育种，不问市场。育种研究、种子繁育、技术推广自成体系。中国种业规模偏小，研发能力和资金有限，种子企业必须拥有自主产权的品种才能大步迈进市场大门。
记者：我国种子企业采取哪些途径实现育繁推一体化？效果如何？各有什么利弊？
佟屏亚：在国务院《规划》指引下，种子企业以多种形式开展品种选育或合作研发，努力拥有进入市场的品种权。大体来讲，有5种形式。
一是组建育种队伍，培育自主产权品种。中国种子企业以中小型居多，资金不足，缺乏种质资源和人才，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育成新品种的概率。跨国种业公司科研投入一般占营利的15%～20%左右，国内种业投入占1%～2%已感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种业老板深感企业办科研投入大、见效微，深不见底的巨额资金投入和难以预见的出品种时间，促使种业老板改弦更张，另寻捷径。
二是“购买品种”，或称“借船出海”。急于赚钱的老板深感育种时间漫长，前景难测，投资研发不如购买品种“立竿见影”，所谓“造船不如买船”。拥有资金的老板为了企业发展，斥资转向从农业科研院所或民间育种人员购买品种所有权或营销权，既没有研发压力，又不必承担失败风险。企业依赖购买品种引发了“品种饥渴症”，助长了品种价格上扬。
三是“借腹产仔”，新名词“研发外包”。种业老板意识到，要稳定地获取新品种，必须与育种单位合作，“借腹产仔”以降低生产成本，分散企业风险，加快品种开发，拓展市场份额。于是有的种子企业主动与科研院校签订协议，企业每年支付100万～200万元的经费，科研院所新育成的品种优先提供企业选用。科研院所转让开发权，保留品种命名权和产权。但通常对育成品种没有时间限制，今年投资100万，明年投资200万，待到第三年或更长的时间，急盼新品种应市的老板仍然一无所获，就逐渐对“研发外包”产生了犹豫和疑虑。
四是“未婚先孕”，或称预约“买胎”。在“品种饥渴症”笼罩下，许多种子企业设置专职“品种巡察人”，在玉米生长季节参观国家区试、省区试以及品种展示田，也参观科研单位、个体育种户的材料地，发现有苗头的品种或组合，捷足先登，预约订购。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在新育成的品种审定后，会得到一定奖励，但以后该品种即使大面积推广也再无好处了。于是有的育种人把自己育成的组合私下转让，由种子企业出面进入区试，企业获得品种命名权和独家营销权。有的预约“胎儿”，即育种人把刚配制的新组合转让给种子企业，一旦通过审定，再依据审定的级别明码议价。
五是展示组合，“超市选优”。新品种备受青睐，市场走俏，在全国应运产生一支庞大的民间育种队伍，他们是科研院所退休人员携其儿女、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耳闻目染受启发的农民。他们搜集一些育种材料，租上一些地，雇几位临时工，支起锅灶干起了育种行当。虽然植物遗传育种理论深奥，但杂交技术并不复杂，不外是甲乙配对、丙丁交配，有耐心的人每年能配上成千上万个组合，“瞎子摸象，大海捞针”，总能够“捞”出一些组合公开展示。被选中的组合交定金少者7～8万，多者10来万。然后由企业负责申报进入省级或国家级区试，通过审定后再协议购买品种权。
记者：在现实情况下，我国种企在育种方面呈现的是一种什么状态？您认为提高中国种业竞争力的途径是什么？
佟屏亚：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企业为了生存，无论是“借腹产仔”或“超市选优”，都被认为是现实情况下一桩十分划算的买卖，以相对较低的资金投入有预见性地获得新品种。有专家分析，种子企业购买品种使用权，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而其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基本是稳定的。用盈亏平衡点的方法分析，独家出资100万元购买一个品种使用权，制种成本每公斤种子5～6元，销售收入每公斤15～20元，以每亩平均用种量2.5公斤计算，每亩的销售利润为20～30元。第一年推广面积10万亩，即可收入200万～300万元；任何一个新品种在局部地区都可以轻易达到并超过这个数字，如果能再通过“淘地沟”借这个“号”做起“套牌”买卖，那可就更是一本万利了！这也有助于认知为什么被审定的品种会越来越多，为什么玉米制种数量积压的会一年比一年多。
有报道说，新世纪十年种子企业通过审定的品种快速增多，如玉米品种由占18%提高到占60%。新形式的“科企对接”或“战略联盟”已经被宣传成为中国发展商业化育种的主力。这种乐观估计仅仅是表相，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查一查国家和各省每年通过审定的品种，只要刨根寻底，认真追索，就会发现这些品种大多不是企业自育的，而是从科研单位或育种人员那里以不同方式购买的成品或半成品。
发展现代种业，企业必须建成科技创新的主体，要坚定地推进有实力企业朝育繁推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要坚定地推进科研体制改革，把商业化育种从科研院所分离出来。，这是提高中国种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中国式商业化育种挽救不了种业危机，它能走多远？拭目以待！
本文发表在《种子科技》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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