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论把品种审定制度推向绝境
作者：张世煌最近几年，全国玉米生产摆脱长期徘徊局面，产量有了大幅度提升，主要得益于农业部推广“一增四改”综合技术措施，特别是合理密植的增产效果明显。今后，深松改土、秸秆还田和机械化等耕作措施将继续提高玉米的生产水平。相比之下，育种却显得不给力，这与品种审定制度的误导和压抑创新积极性有直接关系。
玉米品种区域试验和审定制度正处于改革前夜。随着企业育种规模扩大，商业育种的运行规律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必然要否定现行的品种审定制度。许多人从正反两个方面讲起品种审定制度都认为那是玉米育种的“指挥棒”。有人很欣赏这个命题，多次在大会上强调高产是玉米育种“永恒的主题”。恰恰是永恒论这根指挥棒扭曲了育种方向，误导了玉米育种的理论、方向和技术路线，造成全国玉米产量增益缓慢。永恒论从技术层面助长了玉米育种和品种区试中的不良风气。
玉米育种目标须服从市场需求，而不是政治原则。这本不是问题，但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成了问题。须知粮食安全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农民的义务，甚至也不是育种者从微观角度所能考虑的事情。育种者应通过优质高产抗逆品种帮助农民获益，同时有益于国家粮食安全，但不能牺牲农民的经济利益，把高产说成是永恒的主题。所谓永恒论不过是单方面说辞，对农民来说，高产不是永恒的需求，只是一个同利益有关的相对要素。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农民最关心的是产品质量、价格和产量的函数所决定的经济利益：
好品种 = 产品价格×产量—成本
品种的最终决选者是农民。任何一个作物品种即使有较高的产量，但如果产品质量差导致价格低，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收入减少的幅度较大，农民不会为了高产而接受这样的品种。“超级”品种产量或许高一些，但投入成本高，收益减少，农民也不会接受。如果一个品种产量潜力较高，但不稳定，对高温、干旱、阴雨寡照和后期低温敏感，既减产又降低产品质量等级，农民只能有条件地接受，而倒伏会增加投入，难以被农民接受。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延长品种生育期和推行高杆大穗稀植型品种受损害的总是农民，育种者获益，而企业尴尬，生产管理部门很无奈。
问题不在于品种的产量潜力高还是不高，而在于通过什么途径使作物获得高产，更在于为了高产而付出的代价和随之发生的经济效益。大田作物育种要推动宏观产量的逐渐提高，但高产不是抽象概念，育种者必须知道产量增益来自两个可以分解和可操作的途径。
第一条途径，抗逆性是产量增益的基础。从生产角度来说，这具有首要的现实意义和育种针对性。我们的品种选育在很长时间里忽视抗逆性，育种效率低，更导致二十多年时间里玉米产量增益放缓。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有所改观，这是好兆头。
产量增益的另一个来源是籽粒生产效率。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干物质分配比例以及这个过程里所体现的效率。比如雄穗变小、籽粒蛋白质含量减少、淀粉含量增加、上部叶片短窄少和空间分布稀疏就属于生产效率因素。紧凑型失误就在于没有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反而使之降低。此外，生长发育的阶段分配也是生产效率的重要原因素，但人们通常不大重视。美国玉米杂交育种历经九十年，品种生育期没有延长，产量却增加十几倍；而我们大大延长了品种的生育期，产量增益却缓慢，这是因为美国品种提早了开花时间，大幅度缩短ASI，既延长灌浆时间，还提高灌浆强度和脱水速度，这就抢出近半个月时间，可是生育期没有延长。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大概只有中国育种者信奉高杆、大穗、晚熟、稀植的技术路线，但实际上降低了玉米生产效率，浪费资源，导致生产发展缓慢。
农业生产经常面临复杂和难以预料的风险。遇到这些情况，农民不在乎产量高或低几个百分点，他们重视的是投入少，抗逆性强，风险低和效益高，他们更在乎农业生产的风险控制和可持续性。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走向集约化，物化投入增多，产出效益就很重要。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越来越经不起风险折磨，因此农民在选择品种的时候会趋于保守。在手工操作和机械化作业两种相反条件下，农民对技术选择的保守性方向完全相反，对产量和经济效益的需求也很不一样。
什么人看重品种的产量高和低呢？育种家之间竞争激烈，如果在区域试验中，自己的品种比别人高百分之一也是很关键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育种者的心理状态不可能重视抗逆性。抗逆性强或经济效益好的品种有可能使育种者面临百分之几甚至更小的差异而惨遭淘汰；作为管理者不愿意因科学审视而开罪育种者，于是就用数据来切割，所以管理者也很看重产量数据。但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的差距没有实践意义，在农民看来即使差距再大一点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抗逆性和稳产性。更何况，一些品种在区域试验和生产中的表现不一致。通常我们看到，一个品种在区域试验中可能只是第二或第三甚至第五位，但后来却超越前面的品种成为推广面积数一数二的大品种，而排名第一的却不知所终。这个差异是产量数据体现不出来的。但试验田的产量数据却遮掩了需要考察的其他相关联性状。这就需要重新认识审定标准和区域试验方法的科学性。
品种通过审定以后，还要经过农民筛选，才能决定品种的命运。问题是，强调永恒主题论，导致区域试验中的不正之风越演越烈，数据基本失真，而农民需要的好品种经常被扼杀，到不了农民手里。
玉米新品种产量增益的两个途径，是最近一二十年我国玉米科学研究的重要收获，大多数育种者逐渐扭转了育种方向和修正了技术路线，为我国玉米商业化育种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于劳动力不足和老龄化，以及生态条件的限制，黄淮海地区对玉米品种的要求以生产安全为第一要务。种子种下去，必须让农民放心，而对产量的概念却趋于模糊。农民对生产管理有两项基本要求，即：简单和安全。所谓简单就是种下去不用管，不需要间苗，田间管理很省工，成熟期要整齐一致，适合机械收获，还不能降低产量。而放心，就是种下去以后，不管出苗率高还是低，水肥充足还是不足，都不应该发生倒伏，即使发生灾害，损失要轻微。面对这两项要求，品种试验设计和审定标准都必须做出重大改革。
育种家在总结经验的时候面对一个严峻现实，即科技人员对品种的认识与农民的要求不合拍，有时差距较大，但好品种都是最接近农民需求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也很抢眼。中单二号在品种比较试验中排第二位，但经过综合考虑，李先生没有推广中单一号，而是选了中单二号来推广。实践证明这是正确选择。在今天的浮躁氛围里，中单二号恐怕就过不了区域试验关。
掖单13在省区域试验中排第五位，几乎被淘汰，后来做了工作，才勉强通过审定。农大108在黄淮海国家区试中综合排名第二，它在每一个点都没有排第一，但排第一位的品种哪里去了？连名字也早就被人遗忘。鲁单981在黄淮海区域试验和国家审定中排名第四位，后来到了生产上，前面三个品种都不知所终……。这些事例说明，小范围的品种试验中百分之几的产量差异不是可靠依据。还有一些捕捉不到的信息没有被挖掘，由于试验规模小，加上过度管理，扩大了与生产的差距，掩盖了一些品种的缺陷，抹煞了优良品种稳产性的优势，还经常会因小的百分数而扼杀和葬送一批农民需要的好品种。
我国玉米品种区域试验和审定的系统乱象是在2005年以后迅速败坏的。这里只讨论技术问题，审定掖单13号、农大108和鲁单981的时候还不时兴跑数据和潜规则。因此，那时候的数据基本真实，但不一定可靠。那时候不是人不可靠，而是试验方法本身有缺陷，即由于试验技术本身原因造成的系统误差。现在面对试验本身的系统误差加潜规则，导致试验数据不可靠。我不想涉及腐败问题，只讨论技术环节的疏漏和能够用科学道理解释的现象。仅从这个角度来说，试验方法和审定标准本身都需要改革。
仅仅模仿或搭车育种倒还不要紧，最近2-3年，一批耀眼的剽窃式品种得以释放，这种趋势还在不停地复制，令企业哑口无言，同时也值得管理部门和育种者深思。想一想增产数据是怎么来的，令人费解。照这样下去，谁还愿意创新？表面看，吃哑巴亏的是跨国公司和堵纯信老先生，但最终受损害的只能是中国的种子产业。一旦认可和释放了一批这样的品种，将来自主创新和纠正育种思路的回旋余地都会受到限制。管理部门需从长计议，品种管理的出发点还是鼓励创新的好。
前面公式给出品种三要素，从理论上分析，品种试验和审定的失误就在于抽掉了三个要素中的两个，只突出一个产量因素，被推向极端和绝对化，所以品种审定后的成功率只有1%。从宏观来说，我国玉米育种的规模相当大，但产出效率低。如果考虑到预备试验和研发过程，玉米育种的宏观效率不可能超过十万分之一。现在审定品种不能只相信产量数值，也不能依赖打分的办法，还是模糊一些好，因为即使再科学严谨的方法也会有疏漏。粗略估算，只强调产量而忽视其他要素，品种审定的成功率大约有3%，但对育种者产生误导，把产量要素推向极端和绝对化，在小概率事件上过度计较，使成功率下滑到1%。
由于基础研究缺失，目前还无法推行指数选择，这可能是导致审定标准绝对化的原因之一，造成育种者思维方式的重大缺陷。科研单位和管理部门应设法改变基础研究不足的局限性，绕开障碍，试验和推行指数选择。数学方法的介入，将较大程度地排除主观因素，建立趋于模糊而更科学的评价指标，并逐渐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评估品种审定制度、程序和标准是否合理，要确定一个阈值，国家和社会花了这么大代价试验和审定品种，审定后能在生产上用的较好品种理应达到30%左右，其中每年再有10%脱颖而出的优良品种。达不到这个阈值，说明审定制度、试验方法、程序和标准有较大问题。其严重性就在于误导育种方向。我们现在审定品种的成功率是1%，与合理目标有很大差距。这应该成为改革的切入点。
那么，品种的哪些性状是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或属于风险控制因素呢？不但抗病、抗倒伏、耐高温、干旱、阴雨寡照、耐低温，灌浆和脱水快等属于风险控制因素，生育期也属于风险管理要素。历史上，我们在计划经济支配下的玉米育种总是在生育期上发生漏洞，2011和2012年特殊的气候条件适合某些高风险品种在局部市场销售，但必须看到，在机械面前这类品种很脆弱，一旦生产上出问题，农民就会做出其他选择，使企业招架不住，因此，那不是商业育种的方向。品种适合机械收获的能力虽然不属于风险控制因素，但也是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要素，在品种试验和审定时应优先考虑。
品种试验和审定总会把一些“高产”而不稳产和隐含着重要缺陷的高风险品种释放出来，但这类品种不应超过70%，更不应该仅用百分之几的差异就扼杀掉高产稳产和低风险的好品种。至于一些有意想不到缺陷的品种则靠农民和企业在生产中检验和借助市场机制去筛选和淘汰。即使经过完善的试验程序所释放的优良品种，也需要持续地接受生产监测。现在的品种审定制度已经失去原有的作用，释放出大约90%的垃圾和大约9%缺乏竞争力的品种，最终还是靠农民在实践中决选那1%，企业和经销商所能起的作用拗不过农民的意志。这是真实的选择。今后，应改革品种审定制度，以释放好品种和减少垃圾。
高产永恒论拖累我国玉米产量增长缓慢，而且成为品种审定制度停滞不前的思想基础，只有破除永恒轮，才能挽救和改革品种审定制度，我国玉米育种才能释放出创新积极性，才会把玉米的产量增益恢复到七十至八十年代的水平。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另外一种选择，借助市场经济杠杆，彻底否定过时的品种审定制度，代之以注册制。那就必须要加强市场管理。这对管理部门是严峻的考验。
总之，二三十年以前的品种试验方法和审定标准已经不适应现在较大规模和机械化生产经营对品种的需求，应排除干扰，依托市场机制，进行改革。破除绝对化的高产永恒论，才能解放思想，激发人的创造潜能。建议开放品种审定和注册的“绿色通道”，为全面改革品种审定和建立注册制度探路。“绿色通道”的意义就在于鼓励创新，防止僵化的制度扼杀创新积极性，同时把生产责任交还给企业，交还给市场，这无形中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提高了研发效率，同时有利于农业生产。
（此文成稿与2013年2月28日，现重复上载—2015年6月1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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