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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玉米育种的技术核心与能力建设 [打印本页]

作者: 匿名 时间: 2009-11-25 14:42
标题: 玉米育种的技术核心与能力建设
一、正确估计形势和评价尺度

育种家应正确地判断我国玉米种子产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然后分析限制因素，寻找缩小差距的途径和措施。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种子产业与美国差距很大，包括育种技术，生产、加工技术，经营管理和产业政策，玉米种业的差距尤其更大些。最近二十年，玉米常规育种的技术水平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扩大。当前，首先要止住颓势，使差距不再继续扩大，然后再力图缩小这个差距。

判断一个国家的育种能力和水平，要看它支持种子产业发展的状况。如果种子产业发展缓慢，缺乏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作为科技支撑力量的国家研发系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帮助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在李竞雄时代，他率领中国玉米育种家成功地把与美国30多年的差距缩短为10-15年。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单2号杂交种和黄早四自交系。同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还有黄417和丹玉13。后来的玉米育种没有守住这个成绩，而是不断地扩大与美国的差距，育种技术路线倒退和滑坡。到了郑单958虽然从纵向来看缓解了育种技术落后的局面，但横向比较与美国的育种技术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寻找这其中的内在原因是育种能力建设的新起点。

现在，我们每年育成的品种数量很多，2000-2008年期间，全国共审定3200多个玉米品种，其中大约十分之一能够商业开发；即使开发了，能够与郑单958、浚单20、先玉335有些竞争力的品种不超过十分之一。总体算下来，我们的品种审定效率不超过百分之一。如果从预试算起，成功率不足千分之一，有的省甚至更低。如果从育种者的品种筛选试验算起，这个总体成功率大约千万分之一左右。而在李竞雄时代，育种成功率应在十万分之一。这是双交种时代美国玉米育种的成功率。仅从这一点来说，李竞雄时代的育种能力和水平都是相当高的。在他那个时代，他带领中国玉米育种者成功地缩小了与美国的技术差距。

一个时代就说一个时代的事，衡量的标准尺度不一样。但无论怎样解释，目前这么低的育种成功概率反映了育种技术体系内部出了毛病，或者验证了不进则退的古训，对社会浮躁也是一个很好的诠释。我们应分析这其中的体制约束和育种思路、技术路线、种质创新等技术层面所存在的差距，并努力克服限制因素，发展我们的玉米育种能力和提升产业的竞争力。

二、育种能力建设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界定一个国家的育种能力建设包括5个方面的因素：产业政策、种质资源、先进技术、人才培养、信息服务。

第一是产业政策。一个国家首先要制定明确的种业发展政策，然后围绕这个政策制定服务于国家目标的各项具体措施和规章制度，促进产业发展。最近二十年，我们的体制改革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系统的政策考虑，因而产业的发展长期被利益集团牵着走，而企业的话语权微弱，这造成产业政策不明朗和操作失灵。当然，根本原因是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虽然现代种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我们的种业脱胎自计划经济体制，目前的竞争力还比较低。要改变产业政策和技术路线被利益集团牵着走的状态，只有通过市场竞争促进大型企业发展，迫使小企业转变职能，或迫使它们退出技术竞争领域。科技管理部门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领域的政策失误，培植庞大的双重利益集团既瓦解和误导了种子产业的发展，也束缚了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最近又提出企业是创新主体，理论上没错，但实际操作时忽视国情，颠倒了科研与企业的关系，违背市场规律，拔苗助长反而抑制了产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成长。现在，中国种业发展第一需要的是产业政策。然后才会有正确的科技投入政策和市场管理。

第二是种质资源。收集、整理和保存种质资源是专业部门的基础性工作，不是普通育种家的研究领域，我们要把种质资源延伸到前育种研究。育种者更关注商业利益，但奇怪的是种质资源专家也热衷于搞育种，国家技术平台则放弃公益性，不关心前育种研究，不去做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这本来是国家改良中心的职责，却一直悬在那里。我们试着做了几年，尽管很艰难，但坚持下来了。现在终于打开局面，与全国科技人员的联系更紧密，对产业的支撑能力正在加强，初步显示出正确发展思路和技术路线的支撑作用。

我们对种质创新研究的思路有一个认识过程。最开始，叫做外来种质资源的引进、改良和利用。这些是大实话，但有局限性。后来吸收美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改为种质扩增、改良与创新。这个概括比较全面、准确。美国只讲种质扩增（GEM），因为美国的育种理论和技术都比较完善，缺少的只是种质资源，通过GEM计划提高玉米的品质，增强抗逆性和适应性，提升育种能力，拓展国际市场。美国GEM计划达到了预期目的。我们提出的技术路线比较全面，符合国情，但不够精炼。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前育种”(pre-breeding)的概念，既精炼，又准确，形成pipeline，界定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既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也满足发达国家的要求。所以，我们采纳前育种这个概念。

第三是研发和推广先进的育种技术。当前重点研发分子标记辅助选择（MAS）技术，提高育种效率。另一项需在发展中国家推广的育种技术是转基因。特别是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针对抗逆性的转基因技术所发挥的增产作用将超过温带地区。另一个全球性的突出问题是数量遗传学研究和教学都严重滑坡，这限制了育种技术和种子产业的发展。在中国由于长期忽视数量遗传学的科研和教学，培养的学生不对路，育种的基本思路、技术路线扭曲，创新能力不足，特别是主动创新的能力严重不足。

第四是人才培养。现在，大家把目光投向生物技术，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绝大多数青年学生和他们的导师热衷于分子生物学研究方向，却没有人研究数量遗传学技术，与需求不合拍。现在全世界都缺少拥有数量遗传学背景的青年育种家，而分子生物学家已经过剩。今后要通过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职业培训、进修、培训班、研讨会等途径培养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青年育种专家。

第五信息服务。育种研究是系统工程，不应该切割成孤立的小豆腐块，而要按照产品链组织研发活动，按照技术链条（pipeline）进行育种管理。现在中国做不到，原因是公益性科研单位过于强大，他们动用公共资源投入竞争性研发，扰乱了科研秩序，干扰了产业技术发展，而企业的研发力量薄弱，发展缓慢。大学只能按照人自为战的方式进行育种管理，不可能成为产业技术研发的主体，商业育种要设法按照pipeline组织研发和管理。教育部最近刚换了部长，希望能改变目前的难堪局面。

上面这段话不是要否定公益性科研单位的历史作用，而是要促进体制改革，平衡公益性的共性技术研发与竞争性商业研发之间的关系。该分流的就让它流动起来，但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双重利益集团对此不满意。基层科研单位搞开发是不得已，而且符合改革方向，但科技管理部门的政策不应该维持庞大的双重利益集团。国家的产业发展需要明确的公益性研发和明确的商业行为，目前却混淆在一起。双重利益集团明明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障碍，却号称是改革。一些教授装糊涂，也扮起双重利益集团的角色。这是个现实问题，需要寻找出路。

中国玉米育种的管理水平低，一直没有把相关学科组织在一起。在李竞雄时代，曾试图把育种、植保、生理等学科的专家组合在一起共同开展育种攻关。在攻关队伍里既有负责种质资源和育种方法研究的专题又有常规育种的核心力量，有超前研究品质改良的专题，还包括植保专家，初步形成了玉米育种的pipeline雏形。后来这一切都废除了。这是个严重失误，也是承担国家项目的专家指导失误。

现在，科技人员迫切需要信息支持。他们从很多途径得到零零散散的种质资源，却没有信息支持，因此很难在育种上利用，研发效率非常低。948项目曾经做了一点抗病鉴定，公布的信息很受育种者欢迎。这样的基础性工作和信息服务需要有专人来做，今后将通过产业技术体系提供信息服务。育种家要主动配合。将来这件事怎么做？请大家提建议。

三、商业育种的技术核心

玉米育种界曾经发生过一系列的扯淡争论，至今还有个别专家教授在不停顿地混淆理论和偷换概念，原因在于公益性研究单位势力太强大，而这些单位动用公共资金从事竞争性的商业研发，培植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双重利益集团。为了集团利益，一些人念歪嘴经。这严重地干扰和阻碍了民族种业的发展和壮大。种子企业发展缓慢，话语权微弱。科技管理部门需要从源头上改变现状，矫正被扭曲的科技和产业政策。只有企业发展壮大了，关于杂种优势群、育种目标、遗传多样性、密植育种和密植增产这类没有必要的争论才会有个了断。

现在，我们虽然不能扭转体制弊端，但可以从运行机制和技术层面支持产业发展。国家技术平台和大项目负责人要从大局出发，考虑长远，把真话讲给大家听，引领大家朝着正确方向努力，组织联合攻关，提高整体的育种能力。

要从技术层面宣传和普及正确的育种理论和技术路线，鼓励各地科技人员和企业建立技术核心。尽可能回避有争议的话题，但理论必须正确，技术路线必须明确，不能再走偏。我们在东华北、黄淮海和西南三大区分别召开育种家座谈会或联谊会，由浅入深，步步深入，广泛地讨论育种的理论、目标、技术路线和技术核心。要在育种家之间形成广泛共识。这要靠集体的力量，特别要吸引企业的科技人员参加。没有企业参与，不太容易明确育种的技术路线。

现代玉米育种的技术路线概括为以本土化的杂种优势模式为核心，将种质资源向两边推开，施行循环育种和以高密度为突破口的抗逆育种。这里的技术核心是统一而简化的杂种优势模式。划分杂种优势群的遗传基础是育种群体内的等位基因频率，目的是定向改变自交系群的基因频率。这是基础，这第一步要走正。然后，各个企业围绕技术核心建立自己的研发体系。西方跨国公司和国内的雷奥都已经这么做，我们要学习人家的好经验，发展企业的商业育种。（这里所称群体是指自交系组成的育种群体）

商业育种涉及的技术绝不仅这些，但目前要重点建立育种的技术核心，即以本土化的杂种优势模式为核心，建立种质资源管理和循环育种技术流程。这是商业育种管理的出发点。如果企业照搬大学教授和科研单位的管理模式，那就不需要建立技术核心，但果真要施行商业育种，提高创新能力，源源不断地培育市场需要的科研成果，就必须建立pipeline式的管理系统。这取决于企业对育种的需求。于是这个技术核心就成为商业育种的成长点。这是基础。

我写这些话，只是针对企业，在中国现行科研管理体制下，一边吃皇粮一边搞竞争性育种的科研单位和大学教授很难做到。那些人另有一套歪论。其实不论大小企业，也不论吃不吃皇粮，建立技术核心应该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在中国被双重利益集团给故意扭曲了。技术核心的基础是统一而简化的杂种优势模式，这样，全世界的种质资源才能够共享和对接，但每个企业的育种技术核心各有特色，材料基础各不相同，这有利于提高效率和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建立育种的技术核心不但需要简单明确和统一的杂种优势模式，还必须明确三个重要的育种理论，即什么是产量？产量增益和杂种优势的关系？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对产量增益的相对贡献？这三个理论决定了玉米育种的基本思路和技术路线，是种质创新的实践基础。

玉米杂交育种80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长期系统研究揭示，产量就是抗逆性。产量增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提高了产量效率，另一方面是提高自身产能，即抗逆性。产量效率包括较小的雄穗，较直立的叶片角度，较低的蛋白质含量和较高的淀粉含量等。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方面的改良进展很快，已经接近极限。比如美国玉米叶片角度再继续直立就互相遮挡，包住茎杆（中国的紧凑型玉米早就包住了茎杆），显然不是高效率。雄穗已经不能再小。蛋白质含量不能再降低，饲料和畜牧业都不希望蛋白质继续降低。因此，只有提高抗逆性才能增加产能。这方面还有潜力可挖。产量增益与杂种优势没有关系，从1930至1980年，玉米杂交种的产量增加74%，杂种优势绝对值增加44%，可是相对杂种优势从61%减少到51%（Duvick，1999）。七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杂交种的产量增益与亲本自交系的一般配合力增长平行，但与特殊配合力呈相反的方向。这是循环育种的理论基础。

某教授反对上述观点，不明着说，仍采用偷换概念的手法。那人一贯浮躁，不认真阅读文献和我写的材料，喜欢小动作，不去搞明白Duvick文章的基本知识，就给别人扣帽子，只能让利益集团里的人高兴一小阵子，绝搞不好商业育种。说他浮躁算是客气的，实际上他什么都明白，就是混淆概念，故意所为。

许多人至今搞不清杂种优势模式这个简单道理，那我们就暂时回避这个争论，先建立企业的育种技术核心，最终发展趋势将把那些无聊的教授们彻底边缘化。在我看来，一些人提出通过引进外来种质或挖掘地方种质，从而发展杂种优势模式，或建立新的杂种优势模式没有实践意义。只有吃皇粮的扯淡教授才有心思做那样的蠢事。这个提法可能是无意的，但对中国种业和种业技术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商业育种需要简单而高效率的育种管理。我们可以把少数人提出的那些低层次的主张列入育种技术核心所确定的管理模式。但是，反过来思维就行不通，他们那些想法涵盖不了育种的技术核心。商业育种一定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为可操作的技术流程，而不是通过偷换概念把简单问题故意复杂化。在南宁会议上云南农科院的人把在中国好不容易釐清的杂种优势群概念再度复杂化，得到的结果连他们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

四、重视品种的抗逆性

产量不是孤立和绝对的，它是群体效应，是基因型与环境的互作效应。首先明确，产量就是抗逆性。然后明确杂种优势对产量增益的贡献越来越小，最后又明确特殊配合力对杂交种产量的贡献越来越小，现在已经非常小，因此高效率育种的基本思路就是采取循环育种策略，通过杂种优势模式保持特殊配合力，通过循环育种积累和提高一般配合力。

既然产量就是抗逆性，那么育种的具体方法要有利于暴露基因型与环境的互作效应，并把遗传方差最大化，才有利于选择。于是育种程序要创造类似生产环境的逆境选择条件，而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建立几乎没有逆境的超级选择条件。不但育种试验田要增加选择压力，在品种试验和筛选过程中也要在很多种条件下进行评估。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品种区域试验条件尤其要结合生产实际，才能准确识别品种。我们要学习跨国公司的品种测试程序和经验，改进试验技术与方法，寻找更接近农业生产的逆境条件。

五、重视品质

跨国公司对我国种子产业的冲击不但体现在育种的基本思路和技术路线方面，而且产品的品质对农民更有吸引力。即使产量略低一些，农民也会选择品质优良的品种，因为产品的市场价值和带给农民的收益更高一些。玉米的品质包括4个方面，即商品品质，营养品质，加工品质和卫生品质（食品安全）。水稻、小麦、大豆、油菜、蔬菜、瓜果等许多农作物育种都重视品质改良，唯独玉米界长期流行奇谈怪论，不利于科技进步，疏远了农民，也降低了自己。如今，品质已成为农民和加工企业的选择，特别是国家强化了对玉米市场的调控，流通企业更重视品质，更增强了农民的品质意识，育种家不能再漠视品质和品质改良。

六、错误观念

过去20年，我们的育种思路和技术路线发生一些偏差，1997年更演变成迅速滑坡。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势竞争，大家增强了危机意识，有人甚至认为玉米产业需要“洗脑”。不但育种者要洗脑，种子生产、经营、服务环节和管理部门也需要“洗脑”。我补充一句话，育种、栽培、植保、农机、经济等学科都需要转变观念。最好的办法是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然后改造我们的技术链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增强了市场经济的意识，但在许多管理措施和操作层面仍残留一些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我们要虚心学习，改变自己，然后努力追赶。曼德拉说，“与改变世界相比，改变自己最困难”。我们要从正确认识自己身边存在的问题开始，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然后改变和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

民族种业发展缓慢，客观原因是没有创新能力。目前的育种创新能力基本上集中在科研单位和大学，而脱离实际的科技管理政策使得技术、人才和成果流动不畅，抑制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科技体制改革被打了水漂。实践证明，农业科研办企业这条路走不通。二十多年了，至今没有成功的事例，除了给职工分奖金，没有产业发展意义。原因在于公、私不分，培育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双重利益集团，抑制了科技创新，也压抑了企业的发展。今后，产学研相结合，加强技术平台与企业的结合可能是某些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发展出路。特别是国家改良中心和分中心，要面向产业，加强与企业的实质性合作。

中国农大李建生提出挑战性的问题，中国玉米生产的种质基础到底狭窄不狭窄？他在多个场合反复说，中国玉米的遗传基础不狭窄。这个说法可能来自美国企业育种者对美国育种实践的判断。要回答这个问题，得知道自己是否像美国那样，已经从时间和空间上增加了玉米杂交种的遗传多样性？尽管大多数人没有横向比较的亲身经历，可心里都明白，我们没有做到时间和空间的遗传多样性。这次南宁会议虽然没有专门讨论遗传基础，但多个单位都在做种质扩增、改良和创新的实践。因此我们能够从育种实践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想做点理论的概括。

玉米育种的种质基础是否狭窄，遗传多样性是否丰富，关键看我们掌握的育种材料群体内是否有足够的遗传方差，于是决定了育种的应变能力和育种效率。十几年了，国家改良中心没有足够的种质积累，因而没有提供这个应变能力，没有带领分中心培育出抗粗缩病（MRDV）的自交系，也没有利用来自热带的唯一抗纹枯病种质，更没有培育出抗纹枯病的自交系。十几年了，国家改良中心没有带领它的分中心解决我国玉米抗倒伏问题。这不就是育种材料群体内遗传方差不足造成的能力约束吗？今后最好从国家改良中心内部去寻找限制因素，并给出这个问题的合理答案和解决途径。国家改良中心的研发任务不能混同于地区农科所和企业的研发行为，即使是分中心也得发挥区域的公益性引领作用。忽视理论、技术和种质积累，就丧失其应有的功能。

最近，某教授应邀到四川做报告说关于杂种优势原理的争论已经一百多年而没有结论。在我印象中，关于杂种优势遗传原理的争论是60年前才发生的。一开始提出显性和加性遗传效应假说时没有发生争论，到1950年，美国Crow教授在Iowa关于杂种优势的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超显性假说，引起争论。其实他早在1948年便提出这个假说。在随后三十年内，数量遗传学研究不支持超显性假说。到了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仍不支持超显性假说。47年以后（1997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第二次关于杂种优势的国际大会，Crow教授亲自澄清这个问题，承认超显性作用微弱，等于放弃超显性假说。这个问题的争论在50年内，由提出争议的Crow教授自己做了了结，实现完美谢幕。

某教授说中国地方种质是一个杂种优势群，不分类群。这只是他的假说，不知他怎么想出来的，既没有试验证据，也没有文献依据。按照中国农科院品种资源专家的研究，中国玉米种质大约有8个不同的种族。品资所另外两个较年轻的专家，一个在我们所，另一个移居加拿大，按照他们的说法，包括若干个杂种优势群或亚群。这是十多年前我在国外读到的论文。但某教授显然没有阅读这些文献，更没有亲自动手做实验。他这样说有他的道理，既然中国地方种质是一个杂种优势群，反正与四平头、旅大红骨是一回事，所以不必研究。这是没有调查研究便空发议论，也没有动手做实验研究，甚至没到过现场亲自看一看地方种质。而国内地方种质恰恰是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他那个岗位的研究任务。他显然不愿意研究中国地方种质。这是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辛辛苦苦研究难度这么大的课题，显然不如做办公室教授或在办公室当公司老总更来劲。

通过这些事，令我没有想到个别人的逻辑思维能力竟如此混乱，明显偷换概念！他在给别人做报告讲述自交系杂种优势的时候，先从杂种优势群（group）这个概念坐滑梯出溜到杂种优势类群（cluster或sub group），一通云山雾罩，然后再悄悄地溜回杂种优势群。所以，我们要明确概念，不要被它给耍弄了。

有人反对“一增四改”，冷嘲热讽关于密植增产的技术路线。中国农大某教授在前年就提出中国搞不了密植。那时候，我只强调密植育种，还没有强调密植增产，因为条件不成熟。密植育种先行，密植生产便水到渠成了。今年他更认为黄淮海玉米倒伏是由密植引起的。我也认为确实有个别农民种植密度偏高，加重了倒伏，但要调研哪些品种倒伏和什么情况倒伏。相同的密度，品种反应完全不同。主要是某些稀植大穗晚熟高风险型的品种，盲目加大种植密度引起倒伏。类似现象在东北和西南都存在，几乎年年发生倒伏，但都包含着品种因素。我由此提炼出来的结论是必须自觉主动地加强抗倒伏育种技术和材料创新研究。我建议中国农大那位教授到现场去调研，可是却招来一通冷嘲热讽，说今年玉米倒伏是提倡密植造成的。我认为个别教授太自私！对育种技术落后的现实熟视无睹，完全不顾国家和农民的技术需求。恰恰是发生了倒伏，才更需要提高区域试验的种植密度，更需要科研单位增加品种筛选试验的密度，大幅度增加选育自交系的早代群体密度。

密植育种的关键是利用基因型与环境互作原理，尽可能扩大遗传方差，提高识别目标基因型的概率，从而提高育种效率。国家技术平台要为解决育种的重大限制因素提供理论指导，不应该风言风语和不负责任的冷嘲热讽。国家平台要提供技术路线和种质创新的基本条件，不能不作为。国家平台要向全国提供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不能什么事也不做。我估计他的老板要是知道他这副德行，也不会再信任他。因为他背后那个依托单位承受不起不良后果和影响。

七、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一直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谁也不敢掉以轻心。但不能一说到粮食安全就把负担加给农民，粮食安全是国家的责任，不是基层政府所能控制的事，更不是农民的责任，地方要发展，农民要增加收入，种田要有合理回报。因此，要保证农民增产增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粮食安全，完全是国家考虑的事情。

我们注意到，以往政府对粮食生产和贸易流通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强。即使不考虑国际贸易，只说国内粮食生产和市场调控，生产的玉米少一点，肉蛋奶和粮油产品的价格就很难控制，生产的玉米稍微多一点，农民收入就明显下降，收购、储藏、运输也都变得很困难。而且，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对国际粮食和农产品贸易没有话语权。面对这种情况，有必要建立粮食安全的新概念。

2008年的临时收储政策似乎向外界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今后要建立国家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使政府掌控对粮食生产和贸易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手段。这意味着要换个思路看待粮食安全。实际上，除玉米以外，中国的粮食安全不是个大问题。随着畜牧业发展并成为各地方区域经济的骨干产业，对饲料玉米的需求比例越来越上升，国家的粮食安全就越有保障。

国家发改委提出2020年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就是试图调整粮食安全战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使国家掌握宏观调控能力。当需要多生产一些粮食的时候，政府有能力也有手段刺激生产，开足马力增产粮食，多生产的粮食有能力消化和处理。当粮食生产过剩的时候，能够采取措施及时调控。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保证农民的利益，也保障市民的利益。这才是政府的目标。

在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中，玉米的份额原本是86%，但很遗憾地被减少为53%。不同的经济专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形势预测的需求很接近，数量非常大，至少要增加900亿斤玉米，因此，调减了玉米能力建设以后，我们要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多争取资源，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主产区的玉米生产能力。通过能力建设，我们有可能生产较多的玉米，基本满足国内需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玉米生产能力不仅仅涉及到农业技术，还受很多因素制约。这就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

粮食安全不仅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还包括粮食流通储运，铁路、公路和水路运输，金融、贸易、加工、水利、化工、能源……涉及很多领域。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只要生产的粮食稍微多一点就没有仓储设施来储藏这些粮食，铁路也运不出去，方方面面都是问题。实际上我们有比较充足的生产能力，却受制于这许多内部因素的制约而不能充分发挥。因此，今后要改变观念，通过能力建设使政府掌握粮食生产的主动权和调控能力，逐渐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和控制能力，而不是一味地增产粮食。这就要求科技人员调整目标和进一步提高研发能力。同时，要协调各学科各部门共同努力，建设粮食生产能力。

(感谢朋友帮助我仔细审阅和修改文稿，明显提高了措辞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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