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员要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四）

阿里巴巴 · 发表于 2016-8-16 10:39:36

作者：张世煌

——耕作制度改革与缩短生育期

   最近二三十年，我国农业耕作制度发生重大变革，是两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我们长期生活其中，却感觉不到这个巨大变化及其在国际一体化大市场中的竞争意义。

   耕作制度的要素首推生产工具，还包括种植业结构，土地与作物管理方式，生产要素的配置等。讨论耕作制度变革，在我看来，还涉及要素之间的冲突及对产业发展和社会的综合影响。

   中国传统农业在先秦时期就使用铁制农具，到了汉代便达到很高水准。那时候农民使用的铁制农具代表先进生产力；汉代发明的步犁和播种耧车领先欧洲近两千年之久。这两千年，以宋代为界分成两段。宋代之前一千年中国农业养活的人口数量始终在5500万上下。宋以降又是一千年，生产工具没有实质性变化，但凭借耕作制度变化，使中国农业维持了一亿人生存，且生活水准没有下降。到了清初期，人口增长到两个亿；民国初期4个亿。生产工具均未发生实质性变革。

   宋代人口和经济重心逐渐从北方旱地转向南方水田。宋以后耕作制度变化的突出特征是引进高粱、玉米、红薯、马铃薯等高产抗逆作物，期间还引进了棉花、烟草、茶叶等经济作物，提高了生活水平和质量。宋以降的耕作制度变革还包括改良品种、兴修水利、施用农肥、修筑梯田、围海造地、引进早熟品种，施行两季栽培和间套复种等等。

   两千年耕作制度的主要特征是提高土地产出效率，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没有实质性变化，劳动生产效率没有得到提高。生产力的提高主要取决于耕作制度变化。

   二十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知识才陆续传进中国，提高了社会生产力。1949年以后，农村施行土改，以及后来施行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曾经在非常落后的条件下迅速提高农业生产力。但很快就暴露出急躁地改变土地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欲速不达，反而束缚了农村经济发展，甚至引起农民生活水平倒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文化革命中越来越尖锐。期间也做了一些耕作制度的探索，但基本上属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发生的倒退。由于继续提高土地产出效率而忽视劳动生产效率，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我国农业的最大变化发生在八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现代生产工具和先进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这一次生产技术发生了全面变化，如机械、化肥、农药、病虫害防治、新品种选育、现代储运加工和管理方式等一切现代生产要素都涌进中国。这不但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率，更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我国农业技术研发曾受到传统文化中形而上和想当然思维方式的强力束缚，形成一些表面光鲜的技术倒退。后来事实证明急躁并不能发展生产力。文革以后，在一段时间内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但在社会转型阶段，玉米育种和生产却出现高杆大穗晚熟稀植的技术倒退和形而上的高产种植理论与实践。这是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所致。现在，那些不科学和想当然的技术理念正逐渐被市场经济所淘汰。

   过去二三十年，玉米品种的主要趋势是进行性倒退。在七十至九十年代初期，中单2号、黄417及后来的本玉九号等创新型品种引领我国玉米育种方向。九十年代及以后，创新停顿；由于科技部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管理育种项目，大穗型品种生育期趋晚，植株畸形高大，对环境敏感，种植密度持续降低，这大大压缩了提高产量潜力的育种空间，科技人员只能在试验田里制造高产假象。这期间，社会越来越浮躁，育种者没有耐心施行种质的循环改良和积累，流行“走猫步”和“狗熊掰棒子”的育种思路，如果那也算是思路的话。后来浮躁育种走不下去，只好流行“模仿”育种。

   到九十年代后期，科技部的计划管理被淡化，但农业部接管了作物品种试验与审定，强势推进计划经济的品种审定制度，官僚主义“指挥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使玉米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加速倒退。在世纪之交，郑单958和先玉335在一定程度上滞缓了育种倒退趋势，但没能从根本上扭转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反而促使更多的人转向“模仿”育种。科技人员即要竞争科技部的项目经费，又要从农业部审定品种，官僚主义“指挥棒”使育种者背离科学规律，加剧恶性竞争，助长了育种方向与技术路线的倒退。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耕作制度改革速度加快，施行机械化作业和简化田间管理，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品种高大晚稀，再也找不到中单2号、黄417那样矮早密型宜机收品种。面对技术倒退不要总责怪政府官员和体制，现在应该从科技人员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了。

   施行矮早密宜机收的育种方向和抗逆育种技术路线，必然要缩短生育期，提高籽粒灌浆和脱水速度，降低株高和增加种植密度。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早熟性！不缩短生育期，一切无从谈起。过去和现在的品种审定制度在这一点上都压抑创新，只是程度不同。新种子法刚实施半年，新品种试验和审定管理办法刚颁布，我们再耐心观察一年。但科技人员之间的恶性竞争和落后的品种审定制度，很难对今后的种业创新和制度创新寄予厚望。

   高大晚稀不能合理增产增效，更不适应机械作业。我国玉米品种的生育期从七八十年代中单2号和黄417的基础上晚熟两至三个星期。这类晚熟稀植型品种不但很难继续增产，而且茎秆粗壮，脱水困难，增加机收动力消耗，甚至不利于秸秆还田和还田以后秸秆腐熟。

   增加种植密度和提高产量潜力，降低籽粒含水量，减少真菌毒素污染，提高机械作业速度和质量，减少能耗，这一切都与缩短生育期密不可分，或者说，育种技术进步卡在生育期上。而缩短生育期已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和育种者的共识，困难不在于技术和种质资源，最大障碍就是品种审定制度压抑创新。

   2015年11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修订了种子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做根本性的体制改革与创新；只能改革配套的规章制度，每两三年对玉米品种审定管理办法和标准做一次调整，不但要有利于机械作业，降低成本，而且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要充分利用现在去库存、去产能和转变发展方式的机会，用十年左右时间，对品种审定制度和相关办法连续做出渐进性改革，持续促进育种和种业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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