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十年是我国种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上)

转自张世煌博客

一、形势严峻

国务院关于促进现代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后，给处于困境的民族种业输入了新的活力，使我国种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较好的发展空间。但发展机遇稍纵即逝。企业、科研单位和管理者遵从市场经济规律，推进改革与创新，才能抓住机遇。

当前，我们不但面对复杂和严酷的外部竞争压力，还需要认识内部障碍。第一轮改革的受益者应继续推动改革，而不应成为后续改革的障碍。这是中国种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情况。基层科研单位和企业认识到改革方向，但他们的操控能力比较弱。

今后十年对我国种业发展很关键，虽然还看不到十年以后可能会是什么结局，但现在不能犹豫，须抓住决定方向与命运的关键时机。大家都说种子产业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但粮食安全可以有不同的解决途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重蹈了巴西和阿根廷的覆辙。但走什么路是由经济规律决定，不是个人意愿能够选择得了的。

由于内部原因，过去二十多年里我们耽误了一些时间，改革与创新方向模糊，使种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当前，全球范围内小麦和稻米的供求矛盾趋缓，国内供求也基本平衡。问题就出在玉米和大豆。今天大豆局面的根源不在种业，在于粮食生产能力和经济利益的平衡。目前的解决方案是以最小的代价满足国计民生需求，同时整体上对农民有利；而玉米的供求矛盾就复杂得多。

2015年，我国玉米需求2.2亿吨，2020年将达到2.5亿吨，尽管我们现在的生产能力达到创纪录的1.97亿吨，缺口仍很大。个别专家不认同这个巨大的需求压力，因为它超出了当前的科技支撑能力，而进口玉米的敏感性将远远超过大豆，需要引起警惕。但我们必须根据这个现实需求来制定发展战略。

玉米的供求矛盾复杂在哪里？

过去20多年里，玉米面积从3.2亿亩增加到5亿亩，扩大面积对我国玉米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而产量增益的贡献率不到30%；小麦的增产贡献率却几乎全部来自产量增益。再比较我国主要农作物产量的相对增益速度，这比绝对增益更能反映粮食安全指数。过去21年里，玉米产量增益每年0.8%，水稻0.7%，而小麦却一直保持每年2%的世界先进水平。小麦不搞超级，也没有推广杂交种，但科技资源整合得比较好。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过去21年里，美国玉米产量增益一直保持每年145公斤/公顷的高速度，阿根廷更是高达每年244公斤/公顷，同期中国只有每年35公斤/公顷。我们有理由问，中国的玉米怎么了？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种业发展缓慢和散弱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失误，导致品种不给力。科技人员越是强调品种的重要性，肩上的责任就越重大。育种技术的瓶颈在体制，种业发展的瓶颈也在体制。

二、产业需求

一个国家的种业能力建设，特别是商业育种需要在下述5个方面获得国家层面的技术支持。

1. 产业政策支持。国务院8号文件和中央1号文件体现了对产业政策的顶层设计，激发了国家有关部门和民营企业对种业创新能力建设的投资积极性。

2．前育种研究。企业需要遗传基础清晰，信息明确和经过改良的种质资源，这就需要科研单位做大量非商业性的前育种研究。这是种业发展所必需的重大共性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基础。我们的种子企业孤立无援地与外企竞争，导致很多企业不得不寻求与外企合作，以求摆脱困境。管理部门要站在高处，从大局出发，在中国促成前育种研究，从而提高企业的商业育种能力。

3．育种新技术。国内企业追踪和研究育种先进技术的能力不强，需要国家支持，现阶段主要包括DH技术、雄性不育、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和转基因育种技术，还包括各种辅助性的筛选、预测和试验设计与信息管理技术等。

4．人员培训和技术咨询。既包括高端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包括商业育种的顶层设计和个性化的咨询服务。

5．信息服务。信息比种质本身更重要。国家玉米产业体系在全国6个地点，对1300份自交系进行专业的抗病性鉴定。这些数据对指导抗病育种和合理使用育种材料有重要参考价值。

上述育种能力建设需求在世界范围内是共同的，在我国，产业布局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企业对育种管理模式顶层设计和咨询服务的要求更突出、更迫切。

三、科企对接与合作

既要提供产品转移，即“授人以鱼”，更要帮助能力建设，即“授人以渔”。从文化层面来讲，不但求“术”，更需得“道”。

1．形势判断

我国种业面临复杂局面。①从内部来说市场监管难度大，外部则竞争压力巨大。②我国种业布局刚刚起步，还没有建立起现代种业的基础结构和体系，缺乏综合竞争能力。③科研双轨制使政府主导的公益性研发与企业主导的竞争性研发界限不清，定位模糊，尚未建立现代种业所必需的产业技术链（pipeline）和实现资源整合（portfolio），更没有建立现代企业的矩阵（Matrix）式管理结构，因而玉米育种和种子产业都缺乏可持续能力。这表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不成功。今后十年，政府主管部门需要从顶层设计来统筹规划种业发展，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防止给后续改革设置障碍；而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应致力于资源整合的商业育种研发体系和加强能力建设。

2．体制改革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27年，结束了我国玉米单产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飞速发展（年均产量增益126公斤/公顷）时期，进入缓慢爬坡状态，过去21年里，我国玉米产量增益每年35公斤/公顷，远低于美国和阿根廷。所以我们不得不依靠扩大面积来增加生产。

最近二十多年，我国玉米生产发展得很艰难，尽管原因复杂，但一个重要原因是双轨制巩固了科研生产两张皮的局面。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从机制入手，绕开体制障碍，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科研与生产脱节的矛盾。但这一切仅仅是机制创新，来自体制的阻力还很大。现在，该是反思和终结双轨制的时候了。

3．科企对接 — 关键是能力建设

为促进种业发展，国家玉米产业体系与9家企业对接，施行集团对集团的合作方式。今后将再接纳几家企业进入国家体系。企业加入国家体系施行自愿原则，即企业自愿，科技人员有积极性和主管部门支持。

科企对接的目标是通过政策支持、前育种研究、技术创新、人员培训和信息服务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培植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科企对接促进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通过技术转移，支持和提升企业的产品竞争能力。在此基础上，国家体系将促进科研单位与企业深度合作，科研单位也将重新定位自己的创新方向。

国家玉米产业体系与企业合作，岗位科学家不在企业兼职也不持有股份，可以接受委托或合作研究。目前，这只是机制，而非体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