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倒伏育种(讨论和补充)

最近几个月很忙，没空闲时间写博客，但国庆节期间写了一篇博文，说的是抗倒伏育种的思路和方法。我提出抗倒伏育种要抓住两个基本条件，其实道理很简单，关键是高密度种植和收获家系时逐一用脚踢植株，可以识别潜在的抗倒伏基因型。这两件事都要长期坚持才会有效果。我那篇文章有点疏忽，网友们提出问题，我意识到没有写明高密度育种的流程，尤其是说要同时在两种密度下鉴定杂交组合。网友误以为我要滥用高密度抗逆育种技术，担心田间试验的负担增加了一倍，企业承受不了。这实际上是指责我脱离实际啦。

高密度选择包括自交系和杂交种，而那篇文章说的是对杂交种组合的高密度鉴定，我们叫作品观，别人叫作组合鉴定或组合筛选。但选出比较好的组合以后，下一年要在两个密度下做品比试验。只有在两个密度下都表现好的组合才会进入下一轮试验。概括来说，第一年只做高密度筛选试验，增加1000株，下一年的品比和后来的展示就都是两个密度了。

通常各企业的品观试验规模很大，如几百亩地，只用一个试验密度，即比品种区域试验的密度增加1000株（在美国是增加25%），筛选出少数比较好的组合，下一年做有重复的多点品比试验，设两个密度。一个是区域试验的正常密度，另一个仍然是高密度。在两个密度下都表现好的组合才进入下一轮试验或参加省区域试验。这样一来工作量不就很小了吗？

有网友提问，如何确定合理的试验密度，如何确定高密度育种的株距与行距。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定行距。我的想法是育种家不要独出心裁，要学会尊重别人，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别人就是尊重科学和尊重知识，这里也包括尊重生产和尊重农民的诉求与愿望。农民的技术采用行为有规律可循，我们即不能瞎指挥，也不能拖后腿，要尊重规律。

我国各地种植玉米的行距很乱。我个人想法，目前要根据各地生产种植方式去确定育种试验田的种植方案，不要另外单独制定种植规格。以后，我们应该统一玉米的播种行距，但这需要通过农业机械和耕作栽培专家联合试验研究才能确定。现在没有试验数据，不能胡乱来。所以，目前育种确定种植方式，最好还是服从当地的生产种植方式为好。将来，各项技术都要服从标准化的大田农业机械作业的要求。什么是先进生产力？这就是先进生产力。没有标准化约束，各行其是就属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因而不属于先进生产力。

有人认为，李建生借助仪器测得一些数据来揭示玉米抗倒伏的内在因素，尽管是为了数据而测试，但对育种者还是有参考意义。我说过，这些研究工具已经亮相很多年（据我知道快30年）了，虽然写论文可以用，但育种者用不上，不能说数据不准确，而是效率太低，从育种来说只能作为“事后诸葛亮”来用，如果不能做到大规模高通量，就不适宜作为育种工具。前文说的高密度育种和大皮鞋大约就属于“高通量”鉴定方法，所以能被育种家采用。另一方面，我们的育种吃过亏，过分强调某一个性状，而忽视整体性状（即产量）。其后果就是长期推行高杆、大穗、晚熟和稀植的育种策略，这明显阻碍了玉米生产技术进步，抑制产量增益，长期浪费大量的化学肥料和其他物化投入。高密度和大皮鞋虽然很土气，而且理论上说不清楚，但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多年坚持，不需要额外投资，就能显著提高育种效率。配合其他育种策略和完整的技术路线，育种才能对生产发挥越来越大的支撑作用。

紧凑型育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分强调某一个性状，而忽视以产量潜力和产量稳定性为技术核心的综合性育种策略，导致性状之间不协调，以致这么多年很难纠正。比如杂交种的抗病性，不仅仅是有没有抗病基因，而是与许多形态、结构和功能相关的多性状（我这里没说多基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的商业育种不能顾此失彼，所以要以产量潜力和产量的稳定性为目标进行多点试验。这样的多年多点试验绝不是矩阵式的平衡设计，而是根据市场和生产来确定，但一定要多点。不能只计算所有点的平均值，还要计算某一个区域的平均值。这就是全国试验和省区域试验，甚至省内还有地区试验的道理。这样做有理论依据，虽然承担试验的那些人并不明白其中的理论。其原理就是利用基因型所表现出的区域性互作效应。因此，两级试验和审定，甚至三级试验和审定，是正确的操作方法。

持绿性也被过分扩大了。这有历史渊源，因为我国玉米生产面临的逆境压力比美国大得多，复杂得多，从美国引进一批又一批双交种和亲本自交系在中国严重感病。至今也是如此，于是中国育种家很重视抗病育种。但持绿性过分到了没有完全成熟和浪费资源的程度，这样的品种在市场经济环境里就没有竞争力。这需要科技人员集体认识和集体改变，同时品种管理和审定的官员与专家要清醒认识！美国品种你挡不住，而且那些品种对农民有好处，挡它作什么？关键是提高我们自己的竞争力。那就要学习先进的育种理论、思路和技术路线，先进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包括对品种的评价指标和体系，消除体制障碍，然后提高我们自己的能力建设水平。对持绿性的绝对化理解加上对株型的绝对化操作，不利于提高玉米产业的竞争力。在这其中，文化可以发挥促进作用，也可以是绊脚石。

前面说的试验产量只是一个单薄而模糊的概念，需要做实。那就不仅仅在试验田里测产量，也不仅仅是在高密度下识别基因型的抗逆性，更要在许多种生产环境下鉴定优良品种的抗逆性。这又是一个需要育种者、品种审定部门的专家和官员们都来清醒认识的概念。中国育种家喜欢说适应性，那是一个模糊概念，在传统文化里，概念越模糊越好，可商业育种却要把概念说清楚，而且是能操作的有效概念，有的时候要能够计算出来。“适应性”这个概念一旦形成，就会脱离实际条件，变得越来越模糊。但抗逆性就很具体，绝不含糊，比如密植条件下抗倒伏，干旱时不秃尖，在酸性或碱性土壤、低温或高温、水渍或缺氮等各种逆境下减产幅度小……，这些都可以通过实验予以测算、准确识别和有效选择。所以，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说，玉米品种试验一定要在多环境下作产量试验。无论从试验的规模和数量、质量来说，我们都还做不到，但大型企业正在朝这方面努力。（可惜，国内企业都缺乏理论和专业人才的支撑。）从这段分析可以看出，我不喜欢用“适应性”这个概念，而喜欢用“抗逆性”。这是个不含糊的概念，而且能够操作和计算。一旦定义了某个品种的抗逆性以后。不会变得越来越模糊，通常不会给别有用心之人以可乘之机。

从抗倒伏育种一下子说到这里，最后涉及到传统文化。显然，没有先进生产力就不可能有先进的文化。我们的种子产业还比较散、小、弱、乱，管理上更是乱，不具备先进生产力的特征。因此，我们的专家和教授不要轻易说自己就代表先进生产力，更不要说自己就代表先进文化。差得还远。没有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就别说自己先进，哪怕你是大学教授或国家级的专家。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是谁也逃不脱的客观规律。

我的思想在中国玉米界算是比较开放，容易接受改革思想，不算是保守的吧，但我也受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经常不自觉地就陷入落后思维方式的陷阱。儒家文化肯定对我有影响，容易产生共鸣。我多年来一直追踪阅读Duvick和Hallauer等专家教授的重要文献，知道美国玉米生产密度一致在以每年每亩50株的速度递增。2006年9月我和一些专家教授去访问美国，在先锋公司总部考察品种试验和技术展示，得知推广密度是6000株/亩。我想，这下子该到头了吧？没想到，最近得知，美国玉米带农民的实际种植密度已经接近7000株。等我回过头来阅读Duvick最后一篇论文的时候，这才明白，他早就说过，农民在推动育种家不断提高玉米的试验密度。我很感慨，没有先进生产力哪里来的先进文化？所以，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教授要清醒自己的头脑！别人家处处捧着咱，自己就忘乎所以啦。咱们都是从属于生产力的，关键是从属于哪一种生产力，这个要把握准，决定权在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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