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种业DNA对国人的启示

德国有三家在业界享有声誉的公司从事作物生物育种，按体量分别是巴斯夫，拜耳和KWS。

KWS虽然体量最小，但在三家中从事作物生物育种最久，最专著，所以给笔者的印象最深。

近日，KWS发布公告，由于产品创新的缘故，净收入增长20%，达到7.17亿欧元，EBIT增长11%，达到7800万欧元。净利润5000万欧元。

过去的一年，公司在德国、法国、北欧和北美业务的获得强劲增长，特别是美国的抗农达甜菜业务。与许多欧美企业大幅裁员不同，该公司在过去的一年员工增加10%，从2856人增加到3215人。

公司业务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甜菜和玉米。甜菜营收2.28亿欧元, 玉米营收3.82亿欧元, 其他谷物种子营收8400万欧元，育种和服务2300万欧元。

KWS于1856年以合伙人形式建立，发展到今天，已走过153年的历程，业务遍布70多个国家，国际营收占到70%以上。2000年与法国利马格兰集团成立的Agreliant公司已成为北美第四大大田作物种子公司。

1000名雇员从事研发工作。每年营收的15%左右用于研发，大致在8100万欧元。

拜耳在园艺和水稻种子方面实力不俗，巴斯夫投入巨资研发生物技术，期待后来居上，德国人强势进入种业应该不是头脑发热。

种子产品在某种意义上类似金融衍生品，具有1-10 ，1-20甚至更大的杠杆效应。这是德国人强势进入种业的原因之一吧。

生物育种已在中国上升到国家新兴战略产业高度。中国每年5亿吨的粮食总产，有报道说，大豆去年进口3850万吨，简单看粮食外依存度为8%，但深度看并非如此，3850万吨大豆按照美国的产量折合耕田1.92亿亩，按照中国的产量折合耕田 3.45亿亩，即使按照18亿亩红线（粮食生产用地在不到14亿亩）折算，粮食外依存度为10-20%之间。中国已成为单一农产品进口第一大国，那就是大豆进口国，每年进口在120亿美元左右。国际和国内已有利益人士唱多农产品，意味着国人要付出更多。政府和企业对研发的漠视在大豆上就可以使国人多付出多少，无人能预测，因为定价权不在国人手中。

2006年6月29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只占销售额的0.56%，在全国两万多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只占25%。

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指出：“在政府科研经费投资方面，仅公共卫生研究而言，2001年美国政府科研投资为240亿美元，而我国为12亿元人民币，两者相差约160倍。”

近年来，政府科研投入力度加大，但科研浪费和效率不高更是令人心痛。

德国人的种业DNA可以给民族种业怎样的启示。民族种业肯定不是伪命题，但怎样保护和怎样发展值得国人深思，专注与创新的公司国际化运作应当是答案之一

来源：http://seedlook.blog.aweb.com.cn/article/986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