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审定制度对育种的影响

      以下文章来源于南北学苑 ，作者谭登峰

      一）我国玉米品种审定制度回顾

      从1981年12月22日农业部在北京成立第一届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建立国家级品种审定制度到1995年3月23日第二届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出台《全国玉米新品种筛选试验实施方案》，国家级品种审定处于“认定”时代，没有国家级品种区域试验，“认定”依据是省级审定、推广面积、生产上的表现（主要看产量）。

      这一阶段审定品种非常少，一是我国玉米育种处于初级阶段，参与主体、从业人员、种质资源、资金投入与当下不可同日而语。二是国审品种一定是通过省级审定，有较大推广面积、在生产上表现确实突出；育出的少，表现突出的更少，自然能通过国审的就很少。

      从1995年开启全国玉米新品种筛选试验到至2000年，国家审定从依据省级审定进行“认定”逐渐过渡到以国家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结果为依据进行审定。因国家区域试验规模和容量限制，这一阶段仅有45个玉米品种通过国审，著名的农大108、郑单958、川单14、海禾1号、鄂玉10号都是这一时期通过审定的。

      伴随2000年12月1日《种子法》的实施，国家玉米品种审定的试验体系、抗性鉴定、品质鉴定、分子检测都形成了科学完善的制度和标准，试验规模和容量逐年增加，审定数量也快速增加，从2001年到2015年，有500个品种通过国审，但仍然满足不了几千家种业市场经营主体对品种的需求。因此有了后来的国家审定试验的开放，大批联合体成立。这一阶段玉米育种的黄金时代。

      由于品种供不应求，品种真实性鉴定技术和真实性监管滞后，很多不良企业只要有品种审定号就可以采用“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套装市场上畅销的好品种大卖特卖。因此这一时期，从事玉米育种的主体和人员快速增加，从科研院所做其它作物的专家到各级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员，从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到县乡技术员，大批“玉米育种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由于国家及省区域试验的规模和容量无法满足市场对“品种审定号”的需求，也为了从根本上杜绝审定过程中的“跑点”行为，2016年国家放开了审定试验通道，从此，品种井喷、泥沙俱下，这直接导致玉米种业从育种到生产经营“进退维谷、举步维艰”。终于在2023年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品种审定“重质量、轻数量”的总要求，致使2023年结束试验、符合推荐审定的新品种大幅度减少。

      二）新形势下的育种者该如何应对

      玉米育种行业经历了品种紧缺时代的“跑点审种”，和品种井喷时代的“我的品种我做主”。面对标准越来越高、监管越来越严、投机再无可能的当下和未来，我从一个做玉米育种近30年的亲身经历者角度抛砖引玉，谈谈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的感想。

      首先，高标准严要求的新规对大企业（很少，全国只有14家玉米种企进入“补短板阵形”）是有利的。除了他们在研发投入、人力资源上的优势，测试体系、试验的规范、品种选择标准都高于国家的强制要求以外。国家在品种审定上“重质量轻数量”、“高标准严要求”客观上因参试门槛的提高、审定难度和审定成本的增加扫除行业里面投机搅局的散兵游勇，实现“扶优扶强”、“种业振兴”。高标准严要求的新形势对这些企业而言无异于当下的时令，正是“春暖花开”。

      其次高标准严要求的新形势虽然加大了投机搅局的难度、提高了投机搅局的成本，最终让投机者无利可图、知难而退。但是对他们的影响微乎其微。无非是赚到钱的欣然退场，没有赚到钱的愤然离场。

      比较糟糕的是广大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弱小企业、绝大部分地区级农科所里面的玉米课题组、长期坚持玉米育种的“个体户”。高标准严要求的新形势对这些单位和个人而言，无异是黎明前的黑暗或临盆时的阵痛，要么重生、重见光明，要么从这个行业消失。

      在我看来，能不能重生、重见光明，关键在能不能做“大”——“大联合+大协作”。“大联合”不是当下的试验联合体，是跨区域跨产业链的合作，不单是为了审定品种，也不单是在育种上的合作（比如种质资源的联合鉴定创新、优异资源的利用共享，组合筛选的互鉴互学），而是不同区域的育种单位（个人）+不同区域的生产单位+不同区域的经营单位，形成利益共同体（众筹成立目标一致、责任明确的育繁推一体化合作组织），（关于“大联合+大协作”的想法希望能和有兴趣的老师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