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指纹检测和DUS测试的辩证关系

      由于多年来品种的同质化比较严重，对品种及农业生产产生影响，今年国家级省级试验都需要做DNA检测，这样对品种的参试及审定有着重要作用，所以今天就DNA检测的能与不能跟大家共同探讨，希望得到专家老师的批评指导。

      搞玉米育种的都知道，在品种审定和新品种权申请中，有两份文件是绕不开的硬通货即“DUS测试报告”与“DNA检测报告”。其中，申请新品种权的核心依据的是DUS测试报告，毕竟它直接锚定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的实质要求。而品种审定聚焦市场推广准入，品种权申请侧重创新成果保护，虽二者目的不同，但DNA检测与DUS测试的核心作用高度一致，都是为了精准区分品种，筑牢种业创新的边界。

      两者的关联核心在DUS测试的“实质判定”，差异点则集中在DNA检测的上。但最近接连研读的几个种业侵权案件，让我对其价值与局限有了更立体的思考——以下仅代表个人实践体会，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一、DNA治乱象

      我们一直在说“品种呈井喷之势”，那随之而来的“换汤不换药”的行业乱象也就不可避免。DNA检测的出现，恰好破解这一难题，其核心价值集中在两点：速度快、拦得严，为品种真实性提供了保障。

      “速度快”是DNA检测最直观的优势。仅需两三周就能完成结果，而传统DUS测试要经历完整生长周期，两年才能出结果，二者效率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对育种企业和审定机构而言，这是一种高效能大幅缩短品种筛查周期的手段，也避免了仿冒品种占用资源。

      “拦得严”则体现在标准上。此前品种间DNA差异位点不足2个即判定为“近似品种”，2021年后，这一标准提高到4个位点。这意味着，只要DNA检测显示新品种与已审定品种的差异位点不够4个，就会被打上“疑似”的标签，有可能将其拦在审定墙外。

      二、DNA VS DUS？

      我们既然说DNA检测与DUS测试的核心一致，那么当两者打架有谁输谁赢呢？

      几年前某知名品种与“先玉335”的侵权案，将DNA检测的局限性暴露得最彻底，DNA检测显示与“先玉335”的40个核心位点完全一致，按此结论应判定为相近品种；但DUS报告却明确指出，该品种具备其自己特点的“一致性、稳定性、特异性”，完全符合新品种生成标准。最终法院采信的是DUS报告，判定未侵权行。

      这个判决直接厘清了两者的核心关系：DUS是“底牌”，DNA只是“哨岗”。一旦DUS测试在适宜环境下证实品种的一致性、稳定性、特异性，DNA检测的“近似”结论就显得相对鸡肋。这也印证了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核心是“表型实质创新”，而非“基因片段的差异性”，DUS测试的田间表现才是品种认定的终局依据。

      三、DNA为DUS补位

      看到这里时，我曾产生疑问：既然DUS才是终局标准，DNA检测是否就可有可无？尤其是现在国家又在加强DNA检测的筛查力度，其必要性在哪？

      “实践出真理”，DUS并非万能，DNA的价值在实际工作中也被验证了其不可或缺。首先就是DNA并不是一年测试结果，它通过两年或多年的结果来验证，无论是各审定品种间的差异，年度间自身是否差异的检测也是必不可少。

      而DUS测试需两年时间，时间成本决定DNA的价值。尤其是种业侵权纠纷往往争分夺秒，而在实际案件中法院不会仅凭一方申请就启动田间观察，必须以初步证据为前提，此时DNA检测的“快速举证”优势凸显。

      2023年某起索赔1.6亿的玉米侵权案中，原告正是凭借DNA检测报告快速锁定疑似侵权品种，最终法院以此为核心依据作出判决。

      那我们不禁又要提出疑问，既然DNA这么快速高效，为什么不将DNA检测融入到品种权申请中，之前我考虑的受法律、制度、技术、成本或者说是国际惯例，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无需纠结这一问题，EDV制度的实施强化了DNA检测的地位。它虽然不是申请品种权的必要步骤，但是我们申请品种权的最终目的，一方面是保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也是期待着成果转化。

      那么因为EDV制度，DNA检测也成了保护权益的利器，他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哨岗”。这里简单说一下EDA 需满足以下条件，根据2025年修订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1.遗传依赖关系:品种主要来源于原始品种或其派生品种。

      2.明显区别:与原始品种在表型或分子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3.基本性状一致:保留原始品种基因型或基因型组合产生的基本特征。

      4.技术判定标准:分子标记检测:采用MNP、SNP等技术，若遗传相似度≥92%(玉米阈值)，通常被认定为EDV。

      5.田间表型鉴定:对比50个以上关键性状(如株型、穗型、抗病性)，若差异不显著则可能触发EDV认定。

      6.育种记录追溯:需提供系谱档案、分子检测报告等证明材料来源的独立性。

      EDV制度可进行权利追溯，而这种遗传亲缘关系的判定，其中一项必须依赖DNA检测的基因比对能力。无论是审定还是维权，DNA都可快速筛查疑似EDV，开出我们的第一枪，倒逼侵权方举证自证清白—这种“前置筛查+举证倒置”的模式，让DNA成为EDV制度落地的核心技术支撑。当然这并不是能界定为EDV的单一条件。

      四、DNA+DUS

      实际工作中，DNA与DUS并非“二选一”，而是协同关系。我认为这种模式最终会由审定中“DNA随行，DUS兜底”的状态，通过EDV制度的实施，转变为并行的关系。

      回顾来看，DNA检测与DUS测试的关系，原本就恰似高铁与绿皮车—高铁快，能快速抵达目的地；绿皮车稳，能覆盖高铁到不了的站点，二者互补共生。DNA的“能”，在于快速筛查、精准认亲、高效维权，是品种审定与EDV制度落地的“技术纽带”；DNA的“不能”，在于无法替代田间表型判定，不能成为品种认定的终局依据。

      对育种人与从业者而言，关键是把握两者的应用边界：既要善用DNA的高效性，在品种筛查、侵权举证中抢占先机；又要牢记DUS的核心地位，在品种认定、争议解决中以田间表现为根本。随着EDV制度的全面落地和DNA检测技术的升级，“DNA+DUS”的协同模式将更成熟，既守护原始创新成果，又提高种业审定效率—这正是两者协同的核心价值，也是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海城吉祥玉米研究所王忠术老师